善的悖论：美德与暴力的怪异联系
利维坦按：得益于生物行为学家的长期考察和研究，我们现在知道，倭黑猩猩和黑猩猩之间就暴力属性而言存在着巨大差异——我们不禁好奇，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一差异？通篇仔细看完，个人觉得主文中提及的真是一个十分诱人的观点。试想，如果人类社会至今仍旧是母系而非父权，现在的社会又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文/Melvin Konner
译/乔琦
校对/苦山
原文/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9/03/how-humans-tamed-themselves/580447/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乔琦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不代表利维坦立场
图源：Antoine Maillard
在20世纪60年代末，我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我们这些初露头角的人类学家看过一本名为《人类演化之思》（Ideas on Human Evolution）的书。这本书其实就是当时这个领域内比较新的一些论文的合集。凭着研究生特有的傲慢，我当时就给这本书定了性：“想法很丰满，数据很骨感。”
半个世纪过去了，成千上万化石发现了，我们对人类的观点变得完善了许多，但也更加困惑。不断增加的化石记录信息填补了我们追寻史前人类证据的过程中缺失的某一环，却又暴露出了另一环的缺失。与此同时，目前还没有任何一条证据线能够把这些遥远的祖先和大约30万年前出现的智人联系在一起。相反，一些平行及分岔的演化证据线表明，这个星球上曾生活着其他几类原始人，他们都表现出了一些我们曾经认为只有我们自己的祖先才有的特质。举个例子，2003年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霍比特人”遗迹表明，这个矮小的人种同样直立行走，并且也会制造工具。霍比特人身高不足4英尺（约1.2米），脑容量大概只有我们的1/3，他们或许一直顽强生存到了大约5万年前，现代人类来到这片地区为止。
（humanorigins.si.edu/evidence/human-fossils/species/homo-sapiens）
（humanorigins.si.edu/evidence/human-fossils/species/homo-floresiensis）
“霍比特人”的重建形象。图源：humanorigins.si.edu
随着数据的堆积，惊喜不断涌现。电镜法研究表明，拥有250万年历史的骨骼化石上的某些痕迹很有可能是锋利石制工具留下的——在此之前，科学家认为此类工具出现的时间应该晚于这个时间点。尼安德特人牙齿化石上的牙结石表明，这种骨骼粗大的强壮原始人（几乎已经是和智人平行发展的真正现代人类了）很可能在吃肉的同时也吃煮熟了的大麦——在此之前，我们可一直认为他们是纯肉食动物；现在，我们知道了，尼安德特人是和我们一样的杂食生物。此外，从骨头小碎片（比如，拥有几千年历史的小手指指尖化石）中提取出来的DNA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同尼安德特人一样曾和我们发生了杂交的全新人类物种。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把演化描绘成了一株灌木，而不是一棵树，不是没有道理。
（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021051/）
（www.nature.com/news/new-dna-analysis-shows-ancient-humans-interbred-with-denisovans-1.11331）
时至今日，人类演化方面的研究已远不止于骨骼和石头。1965年，艾文·德沃（Irven DeVore）发表了一本引人注目的著作《灵长类行为》（Primate Behavior ，正是这本书让我加入了德沃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当时看来颇为激进的论断：如果不深入研究我们那些非人类近亲的野性世界，我们就永远搞不明白自己的起源。
为此，一些科学家【包括简·古道尔（Jane Goodall）在内】便在遥远的丛林里以及热带草原中支起了帐篷。这些科学家追踪着猴、猿以及栖息地中的其他生物，把所作的笔记和观察到的现象转化成了大量定量数据。除了欧洲以外的所有宜居大洲上都有发现我们的这些动物近亲——或者把它们称作最后一些过着打猎采集生活的“人类”。它们是我们生物学意义上的孪生兄弟，目前的生活环境与我们演化时的环境类似。而德沃等人致力于研究这些灵长类，过着与它们一样严酷的生活。
动物行为学家古道尔。图源：Business Chicks
这种多层面尝试此前从未有过并且雄心勃勃，但其背后的想法并不新鲜。德沃办公室里挂着一句从达尔文笔记本里摘来的话（写于1838年）：“人类起源现在已经证实了……了解狒狒的人对形而上学的贡献会超过洛克。”正是这句格言让我想起了我最喜欢的人类学描述之一——用数据作哲学思考。这句格言还能充当理查德·兰厄姆（Richard Wrangham）新作的完美导言。在人类演化方面，兰厄姆提出了一些大胆至极、出色至极的新观点。
在他的第三部著作《善的悖论：人类演化过程中，美德与暴力的怪异联系》（ The Goodness Paradox: The Strang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rtue and Violence in Human Evolution）中，兰厄姆在谈及几个世纪前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与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以及其他哲学家开启的一场大争论时，向我们介绍了博物学以及遗传学的迷人之处。
那场大争论至今也仍然颇有生命力，其内容是：如何理解人类猛烈的攻击行为与友善的合作行为之间的联系。为什么与我们关系最近的灵长类近亲黑猩猩相比，我们人类在自己社群中的暴力行为日益大幅减少（几乎所有文化中都存在这个现象）？与此同时，人类施于假想敌群体上的暴力行为又怎么会具有如此大的破坏性？
目前正在哈佛大学教授生物人类学的兰厄姆，求学时期的导师正是古道尔和德沃。在其前两本著作中，兰厄姆探索了人类截然相反的两类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在为他最新提出的大胆假设铺路。兰厄姆以其一丝不苟的田野调查（特别是在乌干达基贝尔国家公园中与黑猩猩朝夕相处的那一段经历）而著称，他的研究表明，黑猩猩的残忍行为简直比比皆是。古道尔也遗憾地坦承，她挚爱的黑猩猩可以表现得非常残暴。一个典型案例是，一只母猩猩和她的女儿杀害了族群内其他母猩猩生下的小猩猩。而公猩猩也常常会对母猩猩使用暴力，有时还会联合起来攻击其他族群的落单猩猩。
黑猩猩的暴力现场。图源：Jill D. Pruetz
在基贝尔国家公园，成群的黑猩猩生活在一起，而冲突、侵略也因此升级。兰厄姆曾仔细观察过那些规模较大的公猩猩族群，激动时，它们会以一种似乎有组织的方式外出“巡逻”：沿着自己领地的边境走动，沿途碰到邻近族群落单的猩猩时则会实施攻击。在其1996年与戴尔·彼得森（Dale Peterson）合著的作品《雄性暴力》（Demonic Males）中，兰厄姆简明扼要地提到了上面这个事例以及其他一些证据，绘制出了一幅可怖人性画像（男性版本）：人类生来就携带着暴力基因，这是演化的产物。上述这些就是深入到遗传学层面上的霍布斯人性观生动例证。
图源：The Happy Body
兰厄姆2009年的著作《星火燎原：烹饪如何让我们成为真正的人类》（Catching Fire: How Cooking Made Us Human）则提出了一种相当不一样的假说。他以考古学证据为基础，推导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我们的祖先学会用火的时间要比我们大部分人原来持有的观点早上许多——现代流行观点认为，人类大概80多万年前学会用火，但兰厄姆提出，人类可能早在200万年前就已经掌握了这项重要技术——当人类亲手生起的第一个火苗燃起时，一切都改变了。
尤其重要的是，掌握了烹饪技术，人类就可以开始享用那些生吃可能会导致食物中毒的水果、多叶菜等植物了，人类食谱的多样性也因此大大增加。此外，吃熟肉也更加安全、更易消化。对人类来说，学会生火还有一种重要作用：火焰可以把白昼延长至黑夜。围坐在火堆旁说说话、讲讲故事对于过着狩猎采集生活的原始人类来说有多重要，相信已经无需多言。很明显，这个过程可以加速人类的语言进化，而语言进化又是减少肢体冲突的必要条件。
（harvardmagazine.com/2009/11/cooking-and-human-evolution）
（www.smithsonianmag.com/smart-news/late-night-conversations-around-fire-might-have-shaped-early-human-cognition-and-culture-180952790/）
在他的新书中，兰厄姆第一次试图完全究明暴力与美德之间的“善的悖论”。此前的几十年里，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研究人性的黑暗面上，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类从诞生之初开始，就是灵长类动物世界中合作性最强的物种。相当数量的研究人员在实验中看到，同时把类人猿和人类放在要求两个个体合作才能完成任务的环境下，即便是小孩们的表现也要比类人猿强。与此同时，研究人员还把以黑猩猩为对象的经典实验移植到了针对另一种人类近亲，倭黑猩猩的新研究中。从基因角度上讲，我们人类和倭黑猩猩之间的差异并不比和黑猩猩之间的差异大，然而，我们常称倭黑猩猩是“充满友爱，拒绝战争”的物种，这和凶残的黑猩猩形成了鲜明对比。正如田野调查所表明的那样，人类的某些动物近亲可以在几乎没有暴力的情况下生存并演化。
兰厄姆还把这些珍贵的资料应用在了另一种大胆假说的构想过程中，那就是：“反应性攻击行为的减少一定会与智慧、合作以及社会学习相伴而生，这种减少是人类这一物种出现并且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兰厄姆所说的“反应性攻击行为”是指，当另一个个体在物理层面上太过接近你时，你所采取的应激性攻击行为；与之相对的则是长时间忍受这种亲密接触，使相互之间的友好交流成为可能。）兰厄姆还把他的这种演化逻辑应用到更广泛的动物研究之中。他专门设计了一些精妙的实验，以探索通过几代人为选择来驯化野生狐狸、水貂以及其他野生物种的过程。
兰厄姆特别指出，这种人为育种的努力已经让驯化了的动物们产生了“驯化综合征”（the domestication syndrome）：动物们不仅变得像饲养者刻意选择的那样反应性攻击行为大大减少，它们身上还有其他一系列特质也发生了变化。比如说，在一项从20世纪50年代初就开始的以狐狸为研究对象的俄罗斯项目中，当人类靠近时，每一代狐狸幼崽中最没有咬人倾向（这正是研究者想要的特征）的那一窝才会继续下一轮育种。然而，和其他一些类似的人工驯化物种一样，在这些狐狸的演化过程中，与温顺相伴而来的还有一系列其他特质，其中包括脸型变小、口鼻部变短以及繁衍周期变短（较少受到季节因素影响）。
（www.bbc.com/earth/story/20160912-a-soviet-scientist-created-the-only-tame-foxes-in-the-world）
雌性倭黑猩猩。图源：The New York Times
再来看看倭黑猩猩的情况——兰厄姆在思考人类演化过程中攻击性行为是怎样通过选择逐步剔除的时候，正是以这个物种作为研究对象的。人们一度认为倭黑猩猩是黑猩猩的一种，现在我们知道，它们其实是一个与黑猩猩完全不同的物种。现代标准观点认为，距今200万年至100万年前，倭黑猩猩就在演化树上和黑猩猩分道扬镳了，并且在刚果河的一个河湾南部独自演化。母倭黑猩猩之间形成了强大的同盟——部分是基于它们彼此间的性行为（没错，同性之间的性行为，比如互相手淫）——抑制了雄性暴力的出现。
母倭黑猩猩在与彼此性交时会散发出“信任荷尔蒙”：你可以这么理解，母倭黑猩猩伴侣对彼此的信任度很高，也因信任荷尔蒙而迷醉高潮。由于母倭黑猩猩是族群中的掌权者，公倭黑猩猩就不会攻击它们，哪怕是雄性与雄性之间的暴力行为也被高度限制。倭黑猩猩身上也展现出了其他一些常见的驯化综合征特质，这就意味着——和前文提到的狐狸案例一样——有一种广泛的基因动力在发挥作用。
图源：Return Of Kings
兰厄姆接受了这样一个共识：倭黑猩猩和黑猩猩之间的区别是基础性的、遗传性的，也是演化性的。他对这种差异的独到诠释体现了其在生态学方面的功力：兰厄姆知道，在经过许多代演化之后，现实的生态环境会创造出物种特有的行为。他表示，就倭黑猩猩的例子来说，物产丰盛的栖息地保护着它们。在那里，它们不用和黑猩猩或者大猩猩相互竞争，因而也就拥有了减少自身反应性攻击行为的巨大资本。
还有其他一些野外非人类物种自我驯化的例子——比如桑给巴尔岛上的红疣猴也以类似的方式在孤悬大陆之外的岛屿上与非洲大陆的红疣猴分道扬镳——不过，倭黑猩猩与我们人类的亲缘关系最近，相关性也最大。
实际上，兰厄姆的这种自我驯化驱动人类进化的观点由来已久：其基本观点是由亚里士多德的一位名叫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的弟子首次提出的，并且自18世纪以来已经经过了数次争论和修改。最新的这个版本也注定会引发争议，但这正是大胆理论应该有的样子。而当兰厄姆用这个悖论作为著作标题时，他无疑是极为大胆的。他在书中告诉我们，原始人人性中的阴暗面的的确确为人类演化出和谐社群作出了贡献。
兰厄姆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在我们人类的自我驯化过程中，众人合作杀死无可救药的暴力个体发挥了核心作用。就像俄罗斯科学家从育种库内剔除了生性凶猛的狐狸崽一样，我们的祖先也杀死了那些多次实施暴力行为的人。早期人类族群中肯定也存在一些成员全部为雄性的暴力小分队，他们会在邻近村庄内寻觅并杀死受害者（这让我们想起了兰厄姆早年记录的那些巡逻的黑猩猩）。根据兰厄姆目前的这个理论，这种暴力行为会转向族群内部，用于保护整个族群自身，使其免受内部成员的伤害：此种伏击就是某种形式上的死刑。兰厄姆在书中列举了大量人类学家目睹一群男性合作杀死族群中暴力男性的例子。
这个观点很吸引人，并且过着狩猎采集生活、社群中尚未形成政府的原始人的确有时会合作清除族群内部的一些暴力分子。然而，正如加拿大人类学家理查德·李（Richard Lee）在其对非洲原住民桑人所作的大量深入研究中强调的那样，这种清除内部暴力分子的现象还是太少见了。李的研究中记载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案例（请注意，是按特殊案例记载的，并非常态）：某人杀死至少两人后，另有几个人合作伏击并杀死了他。
我自己也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和桑人相处过两年，这段经历让我觉得，攻击性行为在演化过程中被逐渐剔除可能还有一种更为温和的选择过程，那就是：雌性选择。根据我从自身田野调查的经历中学到的知识，过着狩猎采集生活的群落中的女性要比其他群落中的女性更接近获得与男性相当的权利。演化逻辑告诉我们，一连几代年轻女性及其父母挑选暴力程度较低的男性作为伴侣，就能朝着低反应性攻击倾向产生稳定的选择压力——这种压力要比出现频率相对较少的死刑所带来的压力更稳定。（母倭黑猩猩联盟起到的似乎主要也是类似的驯化作用。）
尽管兰厄姆轻描淡写地略过了这种较为温和的自我驯化过程，但他确实在书中凸显了人类演化核心之谜，并且也提醒了我们人类善恶本性的两面性。“人性就像怪物喀迈拉一样，”兰厄姆这样总结，喀迈拉既是神话传说中的杂交怪物，又是指基因杂交体这种生物学现象。
奥斯威辛二号营区（比克瑙）正门。图源：维基
2017年造访波兰时，兰厄姆展开了一场冥想，结束时他这样写道：“我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附近走了走，感受到了人性这头怪兽最好的一面和最坏的一面。”他认识到，暴力与美德并非生来水火不容，而是强大却并不总是牢靠的同盟。“暴力与美德间有如此之多的合作，”兰厄姆如此评价奥斯维辛集中营这座人工建造且运转流畅的大屠杀机器：“既可以行善，也可以为恶。”要想保护我们这些现代人类免遭危险——如今，危险主要来自我们自己的意愿和行动——这般洞若观火的智慧当然是我们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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